父亲的肩膀

　　父亲的肩膀虽瘦弱，然他曾掮着我长大，以后它像一道伟岸的屏障，横亘在我们与未知世界之间，为我们遮风挡雨。

　　父亲一百岁了，我们很早就盼望着等他生日这一天，好好为他庆贺一下，毕竟能活百岁的老人也是凤毛麟角。父亲本来身体很好，但自从年初摔了一跤，就每况愈下。我们一直祈望上苍能眷顾他，让他安然度过百岁华诞。果然，天遂人愿，我们等来了父亲生日这一天。大家为他定制了蛋糕，并专买了生日的服装，把大家庭的全部人员都聚集起来。然当天中午他还好好的，下午突然发起高烧，于是他不能起床，不能与大家合影，也不能吃寿面和生日蛋糕。尽管遗憾，大家还是为他老人家唱了《生日歌》，吃了生日蛋糕与寿面，企盼他早日康复。

　　父亲生平没有惊天动地的壮举，也没有光照千秋的伟业，更没有家产万贯的遗赠，他是一个普通的人、一个忠厚的人、一个低调的人、一个没有任何奢求的人。父亲待人处世，是出名的宽厚善良，他的“真”和“善”是他一生的免检名片，但凡与他相交过的人对他这一品行无不感佩。有几次，他在生意场上被人坑了，坑他的人甚至包括自己的亲戚，而且数额不小，但事后他并没有结怨如仇，还是那样礼数周全，真诚待人，这种坦然这种释怀这种胸襟令常人叹服。

　　我记得在“文革”最糟糕的年代，他每天到单位都要向造反派交“认罪书”，而且不能重复，就因为在他职业生涯里有短暂的做工商业主的经历。那时年仅十几岁的我总会代父亲将“认罪书”拟好，由父亲再亲自誊抄一遍交给造反派。那些日子我们总很担心，父亲会不会受到虐待和非礼，但每天父亲下班总装得若无其事的样子，甚至还会路过“一定好”食品店时捎上刚出炉的糕点来解我们的馋。后来我们才知道，父亲之所以逃过一劫，实在是因为父亲一生几乎没有结冤结仇之人，他的人缘远近皆知、有口皆碑。小时候父亲就给我们子女讲过“受气袋”的故事，讲一位先生因为拥有一个受气袋，因此无论遇到多大委屈和挫折，他都能忍下来。以至于我们和父亲开玩笑时，叫他“受气袋”，父亲这时候总是宽厚地笑笑，一点也不恼。

　　父亲养育了五个儿女，基本都培养成大学毕业，当时又没有义务教育，五个沉重的书包就是沉重的经济负担，父亲和母亲往往支撑不起这样的生活重负，因此妈妈常会变卖首饰，父亲更会省吃俭用。他们像春蚕吐丝一般哺育我们子女，最使我感动的是困难时期，父亲单位里一次开荤打牙祭，父亲将分配给他的一个鸡蛋含在嘴里，出了厂门用手帕包好，回家给我吃。当时姐姐们都笑父亲不讲卫生，然事后我一直记得这份沉甸甸的父爱。

　　小时候我是骑在父亲脖子上长大的，因为那时每逢节日，人民广场会有大游行，外滩和南京路都会开彩灯，于是我总是骑在父亲脖子上去看大游行、去观彩灯。父亲当时还会经常带我去大世界，看哈哈镜，吃芝麻糊，最感兴趣的就是骑在父亲脖子上看大世界露天剧场的杂技。因此，父亲的肩膀是我孩提时的马莎拉蒂和劳斯莱斯。那时父亲最开心的时候，是听到哪一个孩子考进大学。记得有一年我的三姐姐考进大学，那时父亲在崇明支援围垦海岛，接到家里来信，高兴得像孩子似的手舞足蹈，将他罐子里所有吃的东西全分给宿舍的同事。我们至今还保存着父亲那封喜形于色、溢于言表的来信。

　　父亲生平并没有大的叱咤风云的志向，但却有许多小的爱好。他出奇地喜欢丰子恺的画，文革中，这些美术界的权威受到批判，并以反面教材的名义来展示他们的画。我记得父亲就带我去观看过丰子恺的画，那时我还不谙世事，只记得有一幅画很幽默，上面有题词：西边出了个绿太阳，我抱爸爸去买糖。当时给它的罪名是诬蔑我们心中的红太阳。以后我逐渐长大，我会给父亲收集各种丰子恺的画本，他都会珍藏起来。父亲还喜欢吹箫，他有三支长箫放在大衣柜里，哪一天他有兴致了，会泡上一壶茶，点起一炷香，然后悠悠地吹起箫来，箫声有点凄婉，有点忧伤。有一阶段家境困顿，吹箫对父亲来说也许作为排遣，而母亲却感到徒增了心中的烦恼，于是后来很少再听到父亲的夜晚箫声。我在家订了一大摞报刊，退休后父亲会在书桌前连续阅读三四个小时，几乎天天如此，令人纳闷的是将近九十高龄时，父亲竟然摘去了老花镜，新民晚报那么小的字号，他都能裸眼阅读，我们窃喜父亲返老还童了。晚年，父亲喜欢上养鱼，他经常会偷偷溜出去，到花鸟市场去买他的热带鱼，以至于我们多次去附近的花鸟市场把他领回家。然而他执迷不悟，像个顽童，常常趁人不备时留张纸条，而人不知踪影，当家人为之着急，他却对自己的“捉迷藏”游戏乐不可支。

　　父亲终于走完了他漫长的人生旅途，去天国追随母亲了。生前父亲的肩膀虽然瘦弱，然他曾掮着我长大。以后它像一道伟岸的屏障，横亘在我们与未知世界之间，为我们遮风挡雨。现在父亲走了，我们顿觉人生似乎只有去路而没有来路，因此作为子女我们永远留恋父亲的肩膀。（陈圣来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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